科学进展：高风险的公海 | 译文
点击蓝字 关注冰海大洋最新动态！
译者按
科学是全球环境进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有些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编辑会对环境进程的关键时刻比较敏感。2016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中罗斯海海洋保护区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会议之前《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敦促委员会要坚守自己在自然保护方面的传统。上周，针对联合国公海生物多样性条约的第一轮政府间谈判拉开了帷幕，在开会前一周《科学》的兄弟杂志《科学进展》发表了一篇名为“高风险的公海”的社论。上周四一早，期刊的编辑拉着一车《科学进展》的特刊到了会场，一本一本地放在每个代表团的桌子上，内容是八月那一期中所有对公海相关论文的合集，名为《公海的科学》。这个场面让译者不禁感叹：“这就是传说中的软实力啊！”这篇社论中就是照片当中那位女士写的，文章提到了特刊中的几篇论文的内容，并且呼吁谈判会议关注公海科学方面的进展。图中左边的高个就是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Crespo，右边那位白胡子爷爷就是两周前在创绿海洋保护区研讨会上作报告的Halpin教授。点击全文下方阅读原文可以进入八月号的目录，所有的论文都是可以免费阅读的。
“公海”通常指的是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大片开阔海洋。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定义，公海是指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海岸线200海里（即370公里）范围以外的全部海域。尽管法律上的定义很清楚，但从生态或地质角度来看，公海广阔范围的边界既没有被明确界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这些海域的表面积是地球上陆地总面积的1.5倍，且其深处的动态在调节气候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支持巨量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为一些极具魅力的物种提供栖息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公海就像南极大陆和亚马逊的树冠一样，虽然亲临到访的人并不多，但其仍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惊奇和想象的来源。
现如今，公海的持久健康正面临着风险。海洋作为一种自然资本，人类早已开始对其进行工业开采，并从海洋中获取了有价值的矿物、新的遗传资源和野生生物等。各国在加快海洋开发速度时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和风险，本期特刊我们汇编了一些关于公海科学的论文来讨论这些风险。每篇论文都探讨了人类对公海影响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并着重讨论了生物勘探、采矿和捕鱼的经济利益。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为关注公海的可持续管理和国际治理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
有关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如何公平地分享海洋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Blasiak等（2018）分析了过去30年来获得海洋遗传资源专利的机构，发现总共84％的与海洋物种有关的专利仅掌握在其中30家机构手中，且当中一家跨国公司几乎掌握专利序列的一半。剩下的超过10％的专利序列来自与深海和深海热泉有关的91个物种。尽管这些物种的采集地点很少得到提及，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公海上发现的。
关于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另一个问题是逐日增加的海洋中脊上矿藏的开采活动，且这些活动全都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Dunn等（2018）提出了一系列在规划深海采矿时可以使用的指标，包括关于设立禁采区的价值的讨论。他们将这些标准应用于北部和赤道大西洋中脊的案例进行研究，矿区的承包商已在那里开始勘探硫化物的矿藏。研究强调需要留出大量区域来保护深海物种，建立保护走廊以进行遗传交换，并封闭所有活跃的深海热泉周围的区域，以保护那里非常稀有和珍贵的物种。
虽然公海采矿还处于发展初期，公海上的渔业捕捞作业早已非常密集，造成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近岸水域因过度捕捞造成了渔业资源的退化。 Tickler等（2018）使用捕捞数据重构以展示自1950年以来的海上捕捞的扩张史。研究发现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西班牙是公海上最活跃的捕捞国。McCauley等（2018）采用新近获得的卫星数据发现，这五个国家的捕捞能力（fishing effort）不仅在公海上最强，在其他国家近岸水域也位居前列。虽然这些新数据并不代表公海上的所有船只，但它们确实为全球空间观察地球捕鱼活动提供了最佳视角。
另外三项研究使用卫星数据为评估捕鱼对公海影响的提供了更多视角。例如， Sala等人（2018）使用若干大规模数据集来建立公海捕捞成本和收入的全球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超过一半的公海渔业将无利可图。虽然减少或禁止渔业补贴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但是公海渔业经济学研究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者有关，而且与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的决策者有关。Crespo等（2018）使用卫星数据开发模型来检测延绳钓捕捞的模式和潜在位置。他们表明，该模型可用于预测捕捞能力和潜在兼捕（by catch），并能指出应在何处增加监测和执法资源。Boerder等（2018）还利用卫星数据监测海上转运（transshipping）的活动，即渔船在没有返回港口的情况下卸下渔获、补给和恢复捕捞。目前，转运是一种常见做法，这种做法为渔船逃避监管和执法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导致非法捕鱼和相关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滋生。作为回应，许多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已采取对转运进行管理的措施，其中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SEAFO）已经完全禁止了转运。尽管Boerder及其同事做了以上努力，他们依然发现，在2012年至2017年间，SEAFO海域发生了100多起疑似转运的活动。这说明证明卫星数据对于发现违规行为至关重要。
本期文章还包括Schiller等人（2018）的工作。他们利用捕捞和交易的数据来审查公海渔业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他们发现，公海总捕捞量仅占海洋捕捞年度捕捞量的4％，且这些物种主要针对日本，欧盟和美国的奢侈品市场。除了南极犬牙鱼是只在公海上进行捕捞，对于其余几乎占据公海所有捕捞量的38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捕捞既在国家管辖内的水域进行，也在公海区域进行。在讨论设立公海上禁渔区的效益以及禁渔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时候，决策者或许会发现这些数据是有帮助的。
以上及许多其他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表明目前的国际制度或政府管理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上公海资源被过分开采的步伐。本期文章的数据及分析强调了如何平衡海洋资源开采过程中所面临的长期保护需要与短期政治经济利益这一挑战。公海就像地球万物一样是有限资源，如何保护和使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将考验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原文标题：High stakes on the high seas
原文作者：Jennifer Jacquet and Jeremy B. C. Jackson
原文来源：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8封面来源：andrej67/iStockPhoto
译者：陈冀俍
编辑：吴成卓
推荐阅读
END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